竞技体育论文赏析八篇校园体育文化作为社会亚文化的一种特有现象，是指在学校这一特定的范围内，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一部分。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学校体育这片沃土，学校体育是校园体育文化的基础，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培养学生的体育能力、运动兴趣及习惯，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等功能。我国中学的体育教学内容目前仍然是以竞技运动项目为轴线的教材体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在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就主体而言，人们认为竞技体育仍是当前学校体育教学的主要内容。

　　竞技体育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源于社会文化和民族文化，具有强烈抗争的性质，是体育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方面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水平甚至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它的社会影响力巨大；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竞技体育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宣传和关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NBA、亚运会、甲A足球赛，几乎都深入每个学生的心中，选修热门运动项目的学生日渐增多。

　　正因为竞技体育已远远超出本身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集中体现之一。竞技体育文化是构成体育文化的核心。因此，向学生传授基本运动技术、战术、规则，是提高学生体育文化水平的需要。我国学校体育中竞技运动项目作为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已延续了几十年，它是师生课余体育锻炼，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毫无疑问竞技体育已经是校园体育文化的一部分。

　　最近，国内体育主管部门正有意将体育工作与教育系统“嫁接”，走教育与体育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但学校中的竞技体育毕竟与职业竞技体育有着很大的区别。竞技体育所包含的教育功能成分更应在学校工作中被强调，而人们往往容易把竞技体育的其他非教育因素扩大化后移植到学校教育中来，使其发生畸变。这是体育教育改革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对体育教育功能没有正确的认识，体育教育改革就会失败，学校中竞技体育的开展就有可能步入歧途。为此，我们应从文化的角度重新来认识中学竞技体育的作用，正确发挥竞技体育的文化功能。

　　现代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竞争的社会，而竞争意识又与竞技体育息息相关，在体育运动中，不讲门第、不分尊卑；在竞赛活动中，不存在除个人身体、心理以外的任何不平等，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在运动中、在竞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体现自己的力量。体育运动中最制，不徇私情；最讲现实，不论资历；最讲务实，不图虚妄。这就要求每一个参加者都应当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竞争，特别是一些直接对抗性的运动项目，如，足球、篮球、拳击等，从而渐渐增强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和顽强毅力。

　　在竞技体育中，各项运动都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人们只能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创造成绩，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都会遭到谴责和惩罚。因此，学生通过参与竞技体育运动，可以培养出良好的体育道德，进而养成优良的社会公德。即如何对社会群体、组织的公益事业作出贡献，怎样提高社会意识、怎样发展对别人的权力和感情的尊重和理解。竞技运动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和场所。

　　研究表明，参加竞技性比赛，能扩大学生的兴趣，放开性情，增加与他人结识的机会。同时在激烈的对抗中，在努力拼搏的奋斗中，接受成功或失败、表扬或批评的心理锻炼。在与他人交往或冲突中，学生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受到很大磨炼，使学生得以从学习压力、心理伤痛等方面解脱乃至超越出来，从而使他们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更充沛的精力迎接新的挑战。对社会现象是与非评价、道德标准与做人原则等在社会认识上的价值取舍，都可以在运动中受到检验。因此，人们认为竞技体育运动能测试出个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各民族世代相传，以发展身体、增进健康、提高身体机能为目的的人类社会活动。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各个民族，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和各个民族的文化交融方式不尽相同，因此形成具有各个民族特色的民族体育文化。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仅具有很强的健身价值，而且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丰富的娱乐、教育功能。分类主要是以活动内容与形式来划分。以歌舞伴乐为形式的称之为娱乐类；以对抗竞争为形式的则称为竞技类。娱乐类。

　　1.2.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和发展，受到民族地区、经济的制约。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民族传统体育如同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一样与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同样受到、经济的制约。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哪一时期社会稳定、经济振兴，那么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就得到发展。

　　1.2.2 民族传统体育集文化、娱乐、体育于一体。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竞技体育不同，它的活动内容涵盖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这些体育活动多在喜庆节日或丰收农闲、恋爱社交、宗教祭祀中进行。因此它具有多方面特点。

　　1.2.3 民族传统体育古朴粗犷，独具特色，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因为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于生活，来自民间。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不断交流、传承并逐步发展，它反映了生活，锻炼了身体，得到了保留。

　　1.2.4 民族传统体育简便易学，对器材场地要求不高。场地就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随手拿起农具或生活用具即可加入到活动行列中。可见其简便易学易于开展。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是当前世界文化体系中两个重要的体系，它们是随着历史发展先后出现且并列平等发展的两个文化系统。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两者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和融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以及“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间往来不断加剧，国际间的合作及交流更为频繁，特别是西方列强在近代对外侵略扩张，使两种文化开始正面交锋，日益冲突和斗争。由于这两大文化本体及其存在环境的巨大差异，所以它们在交流中的对立是绝对的。具体表现在：

　　2.1.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等理论，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西方哲学重外在、分析，重与自然的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

　　体育文化的产生是需要丰厚的历史积淀、浓郁的人文气息，其发展更是一个长期积累、选择、变异、冲突、交融、定型的过程。由于体育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存在，所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势必会互相吸收融合其文化中的精粹部分，这就是文化的不自觉内在的统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3 在长期的发展与整合过程中，中国传统养生思想为西方所接受，西方竞争观念为中国所认可。

　　体育文化的冲突是区域性、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等多种类型的综合，认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就应在此入手，认识两者是经济地理等生存环境差异下的矛盾存在。这种矛盾存在体现了人类体育文化的丰富和世界体育文化的非成熟发展状态。

　　进入21世纪以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焦点是全民素质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更是民族文化的竞争。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国家对高等教育到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提高人民群众普遍素质的支持也越来越大，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内文化建设在教育、社会、情感等领域的功能不断显现出来。校内文化的建设能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它在高校是非常重要的。

　　高校体育竞技的主体是普通大学生和大员,大学生特有的心理素质、思想观念价值趋向和思维方式都成为高校校内文化建设丰富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是社会中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之一，因而这一群体最容易变革生活方式，更新已有观念，形成独特的、区别于传统的文化类型。以高校体育竞技为载体，从大学生本体着手，结合学校自身的传统与特色可营造受大学生认可的真正的校内文化。所以说在大学生心里层面上，高校体育竞技在校内文化建设加强互动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优势。

　　校内文化作为高校精神教育的首要途径，其主要功能是发挥环境育人的功能，并不断优化育人环境。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们形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最关键时期，因此，高校校内育人环境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高校体育竞技是校内文化中显校内文化环境的育人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文化氛围的育人功能是在耳熏目染之中通过潜移默化而感染学生，犹如“三月春雨无声润物”，不同于以单向灌输为主的课堂教学功能，更不是使用强制性灌鸭式手段使学生接受教育，所以要在学校内创造一种有效点体育竞技的文化氛围，去熏陶、感染广大师生，使大家在不知不觉中内化成信念、习惯、觉悟并接受教育，从而带上有中国特色的校内文化烙印。同时这种文化氛围的形成也可以避免因单纯教育而引起的逆反式心理，可以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因此，我们要借助精神校内精神纽带团结和吸引校内包括学生和教职工在内地所有成员，在高校体育竞技中体现、培育校内精神，进而把所有成员紧密地与体育竞技精神联系在一起，激发和唤起每个人对形成学校优良育人环境的真挚感情。在这种追求和共识下有利于排斥有悖于体育竞技的任何离心情绪，形成校内所有成员对体育竞技共同拥有的集体意识和责任感，通过体育竞技增强校内内广大师生的凝聚力。

　　往往会因为高水平的体育竞技活动，一所高校也而更加著名甚至被大家所熟知，可见，竞技体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团体的正面形象。通过训练高水平的运动员和运动队，有很多欧美发达国家的著名高校（如美国的所谓常青藤学校）增强了学校在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由于学校把开展校间体育竞技活动看作是向学生以及教师员工提供一种可供观赏和参与的文化娱乐途径，高校校间体育竞技已被纳入高等学校日常教育之中，发达国家高校校间体育竞技活动之所以得以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同时，学校也把校间体育竞技当作吸引学生与资助，提高学校声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为保证运动员在竞技活动中创造优异的成绩，发达国家各高校均设置了大量的综合性的校间体育竞技项目，学校对竞技运动训练的管理、组织与控制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关体育学科的科研与教学的发展，也自然促进了对竞技与训练中出现的若干问题的研究。发达国家高校开展校间体育竞技活动的这些成功经验毫无疑问是值得我们借鉴与参考的。

　　校内环境与体育场馆和谐的问题已经引起了高校决策者的足够重视，体育场馆在校园总体规划的重要地位开始得到了认真对待。对于资金不太充裕的一般高校来说，建立一座体育场馆常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会倍受校内各方关注。一旦着手设计和兴建，一般是希望体育场馆壮观雄伟，能够成为标志性建筑甚至校内的一处重要景观。这种要求和希望大家完全可以理解，但为了与以生动活泼主要风格的大学校园环境取得和谐，体育馆设计很难一味追求壮观，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高校体育场馆的形象必须按照简练、质朴、粗犷有力的风格来进行设计，要体现青年学子精神焕发、蓬勃向上的气息，才能富有健康之美和青春活力，而不能一味以花俏的设计造型、建筑符号装和饰矫揉造的风格作来哗众取宠，从而失去了社会主义社会大学生率真、质朴的个性。

　　高校的体育竞技对校内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体育竞技的对大学生行为的影响作用、辐射作用和榜样作用上。因为员是高校校内体育竞技的主要参与者，这些主要参与者代表着高校的体育竞技功能，散发、传递具着高校体育竞技的精神，他们通过与大学校园内各个不同层次的群体交往，改变着别人喜爱体育的程度，影响着别人的健美观，带动着更多的人群来参与体育竞技活动，引起大家的体育兴趣，鼓励着体育锻炼在大学内进行，从而对周围环境在行为上产生积极的影响。

　　时至今天，在少数地区和少数高校，体育竞技和大学校内文化建设不被重视的现象依然不可避免的存在。实际上，这种现象对学校的发展和改革具有直接的负面影响。大学校内文化建设和高校体育竞技活动的成效和状况，直接关系着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和一个大学的办学方针，关系着学校发展和改革的目标能否得以真正的实现。任何一所高等院校，如果忽视大学校内文化建设和高校体育竞技活动，就难以保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就等于主动丢掉了最重要的育人阵地之一。学校领导和教育部门一定要从坚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针的高度出发，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高度出发，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加强大学校内文化建设和高校体育竞技活动互动的重要性，切实把加强二者的互动、建设列入院校的重要工作议程，列入院校改革发展和教育事业的总体规划。

　　随着现代竞技体操运动技术的更新不断加快，运动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国越来越注重后备人才的培养，后备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竞技体操是我国竞技体育的优势项目之一，如何继续保持并扩大这一优势，关键在于后备人才的培养，这既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竞技体操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遵循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普遍规律米乐M6。但各项目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要研究我国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首先应从分析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现状出发。本文正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研究分析入手，对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现状进行评述，以寻求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新视角。

　　很早人们就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曾提出培养“德、智、体”和谐发展，“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完善的人”。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反抗封建势力和宗教神学，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学说，提倡人性以反对神学，提倡人性自由以反对宗教禁锢，要求多方面发展人的个性，主张和谐发展，倡导造就全才。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教育家卢梭论述过给儿童多方面的教育，使儿童的体力、智力、道德能够得到和谐发展的思想。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把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一些多才多艺的人称作为“全面发展的人”，而且是自古以来首次出现的“全面发展的人”。同世纪，英国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从人的本性出发，提出为了年轻一代及未来人的幸福，需要通过教育“培养智、体、德全面发展的有理性的男男”。虽然这些思想有着不同的历史局限性、片面性，但无疑是有价值的。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全面”一词在我国《新编汉语词典》中为“事物各方面的总和，不偏于某一方面”之意。“发展”在我国《新编汉语词典》中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也指（组织、规模等的）扩大”。二者所指的“事物”都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事物”。因此，笔者认为“全面发展”可以理解为：在一定条件下对事物产生影响的各因素不断由量变到质变，实现质的飞跃而达到协调统一的变化过程。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指由自然和社会长期发展所赋予每个人的一切潜能的最充分、最自由、最全面的调动。它包括个人的能力和才能（体力、智力、感觉能力、思维能力、交往能力等）的全面发展和个性（个人所特有的生理、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的充分自由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并在现实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与完善。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站在未来社会（即主义社会）这个战略高度来构建人的发展问题。它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学者认为：社会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者和决策者，同时又是发展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因此，社会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人的发展是首要的也是最终目标。人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程度又制约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在生产力还不很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以努力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从现实意义来说，人的全面发展一般是指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和谐统一发展，它主要包括“人的身体发展，人的智力发展，人的个性品质发展，人的社会关系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志在庆祝中国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新发展，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特别是为人才培养工作指明了方向。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所获金牌位居金牌榜的第三，这是我国竞技体育新的里程碑。同时，我国又获得了2008年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给我国竞技体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也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培养出高规格的满足社会需要的后备人才，成了各体育工作人员共同关注的课题。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实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保持同步甚至超前发展，并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目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理论研究的文章较多，主要有如下一些观点：赵玉亭、罗普磷等认为合理的人才交流方案是促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郭维民、王荣强认为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应加强运动员的管理和训练，要发挥教育、体育两个部门的优势，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学生课余训练体制和进行科学化的管理。陈国瑞、许月云认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应发挥教、体综合效益，共同培养后备人才；应改进教学管理措施，提高运动员文化水平；应加强各类学校管理，不断改善内部环境；应重视基础队伍建设，完善三线训练体系；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开辟新途径；重视高校队伍，建立新型培养体制。于振峰、张振东等认为后备人才的培养应完善培养体制；扩大运动员人口；重视运动员体能训练，强化基本技术。安雅然、韩冰认为新经济时期竞技体育后备人培养机制的运行要树立人才观念、科技观念、集聚观念、新经济观念以促进竞技体育培养机制的持续发展。钟秉枢、梁栋等认为“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加快训练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走体教结合的道路，鼓励和支持社会以及个人资助、兴办业余训练，应积极推动各地体育运动学校与各高校结合，提高办学规格，增强办学效益”。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管理机制、运行机制、训练机制、竞赛机制等方面，也就是说主要体现在怎样培养的问题上，而对培养对象――青少年运动员自身的研究较贫乏，忽视了青少年运动员综合素质的重要性，即运动员的全面发展，与当前社会发展和竞技比赛对人的要求极不相称。因此，加强对包括竞技体操在内的竞技体育各项目后备人才培养对象的研究，是完善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理论研究体系的重要内容。

　　竞技体操是我国竞技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在我国竞技体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竞技体操技术不断更新，难度日趋加大，而且各国进步迅速，各国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21世纪，各国之间竞技体操的激烈竞争，不仅是运动技术的竞争，也是智慧的竞争，更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其实际就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竞争。人力资源的开发过程就是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过程，是青少年运动员在体力、智力、创造力以及人格健全等多方面得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对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竞技体操竞赛也不例外，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形式也必将不断朝着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方向转变，即竞技体操后备人才既要满足竞技体赛的需要，又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竞技体操与其他运动项目后备人才的培养又有明显的差别，竞技体操的成材周期长，运动寿命相对较短，运动项目多，规则要求高，运动风险较其他项目大，群众基础薄弱，社会资金投入难度大，运动员家庭投入多，产出周期长，不易于在社会中普及。竞技体操的这些特点无疑影响着后备人才的来源，这必将制约我国竞技体操的可持续发展。要想获得充足的后备人才来源，就必须提高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为实现我国竞技体操继续在世界竞技体育舞台上的领先优势，实现其可持续发展，解决好后备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变得尤显重要。21世纪，我国竞技体操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后备人才？这是我国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陈融认为：“21世纪中国体育价值取向变化的主导性趋势，是选择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弱化工具的价值取向，强化体育自身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体育，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21世纪的最高命题，其根本意义在于认识到了体育自身的价值。” 有社会学者认为：“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就抓住了社会发展的实际，同时也囊括了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同志在“七一”讲话指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全面发展理论同样是我国21世纪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行动指南。从全面发展理论出发，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既要使青少年运动员具备在未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的潜力和能力，又要使其具备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基本科学文化素质基础、健康的心理品质、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良好的道德品质等。一方面，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的心理品质、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本身对挖掘运动员运动潜能和能力是一种智力支持，它有利于促进运动员的运动潜能开发，是运动员在未来比赛中战胜对手的法宝。另一方面，从社会对人的发展需要来说，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最高目标是世界冠军，但世界冠军只有一个，更多的人将要离开运动队伍，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最佳人生坐标，即使世界冠军也是如此。运动员的运动寿命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竞技体操运动员运动寿命较其他项目短，退役年龄较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早，退役后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今许多世界冠军退役后选择进入高校深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良好的道德品质也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我们社会转轨时期，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如果一个运动成绩很好的运动员没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强烈的爱国情操，就有可能走向个人极端主义、拜金主义，处处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当出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甚至损害国家利益，这样的“人才”是毫无意义的。由此可见，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导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并努力实现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发展对人的需要以及个人的需要，又是21世纪竞技体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社会实践中，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指南。因此，用它指导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培养这一社会活动，是时代的要求；是确保竞技体操充足的后备人才来源的基本保证；是竞技体操在我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构建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的人才规格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解决21世纪我国竞技体操后备人才究竟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提供了思路；也为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3］霍丽芬. 教育的根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5］赵玉亭，罗普磷等.我国优秀运动员和后备人才交流方案的研究［J］.体育科学，2000，3.

　　［8］于振峰，张振东等.中国篮球竞技后备人才现状调查与培养对策［J］.体育学刊，2002，9.

　　［9］安雅然，韩冰.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理论研究 ［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3，7.

　　恩师林笑峰教授(以下简称先生)仙逝，杨文轩老师以一副挽联“立言立功无愧一代宗师求真求是堪为后人楷模”高度概括了先生的为人为学，是对先生毕生治学的真实写照。

　　先生是国内第一个系统深入阐释体育与娱乐、竞技、身体文化之间辩证关系的学者，是第一个提出加强竞技教育、建立竞技科学体系的学者。先生在体育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提出了很多原创性的观点，比如，竞技是娱乐不是体育、体育是完善人类身体的教育、健身是体育主业、竞技科学与体育科学有别、运动文化体育手段化、体育多本质违背了哲学上所讲“本质”的4大特性(决定性，隐蔽性、长期性、单纯性)、要建设健身学及健身教育学，等等。可以说，先生对中国体育基本理论的梳理与发展有很多建树，影响深远。

　　所谓思想，属于理性认识，表现出“观念”，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先生的体育思想可以从他这些年一直倡导的真义体育为线索来思考、辨析。先生的体育观有很多辩证的元素，值得总结分析。关于真义体育的主业，先生认为是全民健身和健身教育，并就此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先生早早提出要加强运动员的教育，应该建立竞技教育体系，提高竞技科学水平。在育人方面，先生有独特的理念和方式，令众多受益匪浅。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先生体育思想予以界定和评述，这在国内是第一次，愿抛砖引玉，就教于各位同行。

　　先生成名于20世纪70年代末。先生有扎实的外语(日语、俄语、英语)基础，长期关注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现代体育科学化的进程，做了大量而繁琐的资料搜集、翻译、提炼等工作；先生有厚实的学术功底，一向注重从文化的、历史的、哲学的角度去分析近现代体育的形成缘由与发展特征，进而在翔实论据的基础上，经过大量的考证后，终于在1979年7月19日《体育报》上发表了《世界体育科学化的动向和我们的新使命》[1]的著名论文，作出了惊人的学术判断：竞技(sport)不是体育(physical education)。这个观点，对世俗的体育观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顿时遭到来自传统观点的批判。发出“竞技不是体育”的惊世呐喊，是极需智慧与勇气的，但之后遭遇的狂轰滥炸式的大批判，是一个正直学者所始料未及的。这段历史磨练了先生执着的追求真理的不懈精神。在最困难的时刻，是华南师范大学提供了舞台，使先生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很好的弘扬。

　　先生借用“体育的真义”强调体育的本质在于强身健体，而不在运动技能教育。先生的观点是经得起推敲、站得住脚的。“体育的真义”出自二十八画生的《体育之研究》(1917年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此文)，二十八画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忘记体育之本”的危害，说“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原因就在于“今之提倡者非不设种种之方法，然而无效者，外力不足以动其心，不知何为体育之真义”。马克思是用bodily education来标记体育的。

　　先生认为，体育是完善人类身体的教育，这是真义体育。现实中存在多个非真义体育，先生不赞成“金字塔”(大体育观)，便把自己所理解的体育叫做“真义体育”。先生用真义体育的初衷，是区别多本质、多目的的所谓“大体育”。先生的真义体育思想继承了徐英超教授的体质教育思想，并予以创造性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先生就大胆用起“真义体育”的概念，借此区别于大体育。体育界向来用词不那么严谨，“体育教育”、“群众体育”、“金牌体育”、“棋牌体育”、“麻将体育”等不规范的用词满天飞，先生很是气愤，为此撰写过大量文章宣传“体育概念的规范化”[2-8]。“真义体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先生常常使用，用来区别“大体育”、“广义体育”。先生不同意他所说的“真义体育”是“狭义体育”，认为大、小体育的划分违背了逻辑学、哲学的常识，“大体育”是不合逻辑的连续统一体。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年来，在真义体育的呼唤下，国人的体育价值观在不断更新。以至于国人都认识到：把体育发展等同于争金夺银，把夺金牌当作强国符号，这其实是扭曲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和本质，体育是什么？早就说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因此，我们要转变观念，让体育回归增强人民体质的本质，这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所在。

　　今天看来，虽然“竞技不是体育”、“真义体育”的论断尚未被普遍认可，但它在引导体育观念更新、推进体育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可低估。在先生等一批学者的呼吁下，国家出台了“全民健身计划”，促成体育行政部门推出了“奥运争光”与“全民健身”协调发展的战略，老百姓都认识到了金牌并不完全代表了体育，金牌强国并不等于体育强国。先生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曾多次提交有关大力发展体育运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议案。那个期间先生与见面时常谈的都是他提交的议案方面的进展情况。

　　先生对全民健身、健身教育格外重视，在国内率先提出建设健身学及健身教育学[9-11]，说是“蓄意已久的夙愿”，并倾注大量心血。先生认为，健身这个命题的含义是建设人的身体或健全人的身体或增强人的体质。健身应该包括健脑，不应该仅是健四肢。先生强调，健身的手段包括了身体活动(基本体操、活动游戏、健身舞蹈)、生活制度(饮食、起居、劳逸)、优生措施、养生措施、卫生措施、自然力等。

　　体育界曾经一度批判单纯生物体育观。先生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身心关系的剖析来支撑自己的学术思想。关于体质与精神，身心关系，先生有独立的见解。先生认为，人的体质含有精神的物质，精神离不开人的体质。精神发生于体质，落实到体质。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这些都是人脑物质产生的，没有人脑物质就不会有精神。精神变化万千，反映了人脑物质的复杂和奥妙。先生非常推崇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增强体质和健康第一的理念。先生认为，体质和精神上思想错误的总根源在二元论与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背离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精神)第二性的理论看，要求“体质淡出”的观点自然是站不住脚的。先生1989年撰文提出体育思想的科学化问题，强调以运动为中心的体育思想过渡到以人为中心的体育思想，这是体育科学化的必然要求[12]。体育思想的科学化，是我国体育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而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这是先生用厚重的人文精神关注体育发展的基本视点，岂可以单纯生物学观点强加于先生。

　　先生是在对发达国家体育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了运动项目的手段与目标一致性的理论，非常实用。运动项目是拿来作为手段的，既可以用作健身，也可以用作竞技夺标。判断运动项目的属性，就看拿运动项目达到什么目标。关于运动处方，先生极力推崇。认为在学校、在社会广泛推行运动处方，可以极大地提高体育健身的科学性、实效性。

　　先生认为，现代化有集约化的趋向，选择体育手段要遵循高质轻负的原理，要减小难度，在手段方面加大难度，就容易让人受伤，损害健康。今天人们讲“轻体育”、“软式体育”，正是先生独特健身思想的反映。在很多地方，先生的体育思想有超前性，这种前瞻性来自先生对体育发展的科学判断和始终站在体育的学术前沿做研究的良好习惯。

　　就学校体育而言，先生非常担忧，认为学校里边的体育脱离了学生的实际需要，总是搞运动技能的传习式教育，而不是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先生长期致力于强调学生身体锻炼的实践教学，自1992年退休后的近20年里，也不停地探索健身和健身教育的学问。对于竞技运动在学校里边如何发挥作用，先生并没有简单反对，而是从“运动文化体育手段化”的视角，积极倡导“竞技运动教材化”的实践。受先生启发，笔者撰文《应该重视竞技运动教材化的研究与应用》[13]，得到同行们的认可。从我国学校体育的实际情况看，尤其是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的确需要将竞技运动的难度、危险度降下来，而增加竞技运动作为体育教材的趣味性、实效性。先生肯定了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

　　先生撰文强调，运动只是体育教师的工具。体育教师首先是教师，不能按照培养运动员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先生关于健身和健身教育的诸多观点在今天依然非常有指导价值。

　　先生在国内是首倡竞技教育与竞技科学的学者。翻开1986~1989年先生的讲学笔记，先生的言谈及思想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先生认为，竞技教育(SPORT EDUCATION)这个词在发达国家用得很广泛。美国、日本等国家比较早对竞技教育与体育关系进行研究。竞技不是竞技运动的总称，不等于竞技运动。竞技、竞技教育均为过程关系概念。竞技过程和竞技的准备过程都有竞技的教育问题，体校搞的就是专业竞技教育。竞技教育、杂技教育等均属于教育范畴，但是竞技不能直接属于教育。竞技教育是为金牌而进行的教育，体育是为身体而进行的教育，二者同属不同种。学校里边除了体育，还有竞技教育。体育中包含了多种竞技教育，说没有是不符合实际的。学生掌握点竞技知识，会欣赏比赛，是有必要的，但不能喧宾夺主。现在的学校体育，有把体育竞技教育化的倾向。这要引起注意，要反对在学校体育里边搞竞技普及，以竞技教育代替学校体育。

　　先生指出，体育的科学化、现代化，要求我们不能把学校体育搞成竞技教育。学校可以搞竞技俱乐部，搞学校运动队。但应该明确体育与竞技教育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当然，反对在学校里边搞竞技教育，也不现实，应该理性认识和对待学校体育和学校里的竞技教育。先生的这些学术见解非常深刻，至今仍有很好的现实指导作用。如今，在美国的高校，体育专业教育、学校公共体育、高水平竞技运动是分开的，有各自的管理机构和运作体系，既有合作，但又井水不犯河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先生治学的远见卓识。

　　先生一贯强调要加强运动员的教育，运动员不能得了金牌就什么都不管了。最近网络热炒前世界大运会体操冠军张尚武沦落到北京街头卖艺的事件，有人认为是体育的异化，这不无道理。先生曾一针见血指出，体育界要摒弃“卖艺式”的教育模式，对于竞技运动，同样要加强对运动员的思想品德教育、文化教育，不能把运动员培养成只有一身技艺而没有正常人格、没有文化修养的庸才，运动员只有一技之长就没有出路。张尚武的悲剧不是一个个案，在他之前，才力、艾冬梅、邹春兰等人都曾因退役后的凄惨境遇而获得了广泛同情，并引发了对举国体制的思考。先生自己曾经是体操运动员，有切身体会，因此在自已的教学研究中常常关注运动员的教育问题，显现一代学者的无私情操。

　　先生坚持认为，科学是分科之学，不是大杂烩，不是多功能，大、小体育的划分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承认竞技教育？为什么不写竞技的目标任务？无非是想混为一谈，以体育之名行竞技之实。先生1984年就撰文分析比较竞技科学与体育科学的区别，指出国际上用科学来研究竞技问题是1914年前开始的，竞技科学被做为一门新兴科学来注意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先生认为，竞技科学(SPORT SCIENCE)是以竞技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反映竞技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竞技科学所研究的是与国际奥林匹克竞技训练、比赛和管理有关的，为夺取金牌而努力的事情。先生是在国内最先提出竞技科学与体育科学相区别的学者，这不仅得有勇气，还得有智慧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以及学者的良知和高尚的人文精神。

　　先生治学有独到眼光，对一些领域的发展趋势常有惊人的预见性。比如，竞技运动的职业化问题，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积极推介甚至鼓吹发达国家关于高水平竞技运动的一些先进理念和管理模式，学生们当时都觉得先生的言论太过超前，感觉离中国的实际差距太大，但时隔30年，当李娜获得法网冠军，国人围绕举国体制和竞技运动职业化体制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们才猛的回过头来，不得不佩服先生的远见卓识。

　　今天，在李娜现象之后，引发的对于举国体制的大讨论，吸引了大批的体育工作者、教练员、运动员和无数热心观众的参与，相信对我国竞技教育的普及、竞技科学的发展，一定会起着里程碑的作用。

　　一是先生奉行研讨式教学的先进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先生的课基本上是研讨式的，无一满堂灌的课。先生在研究生第一年的每个学期都要布置6、7个专题，让学生查资料、写文章。先生从选题、论点、论据、论证，到写作风格，甚至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一一评说，措辞严厉，从不留丁点情面。先生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方法在中国超前了30年，现在看看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所倡导的和大力推行的都是这种“研讨式教育”。

　　先生在学术上特别注重创新，常常要求们“进入学术前沿钻研”。先生特别忌讳千人一面、人云亦云，特别反对御用文人、缺乏独立思考。先生说，研究生的学习应该是发现学习而非掌握学习。学术研究是要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先生提倡学术批判，目的在繁荣学术。先生说过，在学术上，甜言蜜语非友谊，直言不讳出真情。先生一贯重视“理念”，教育要有理念，研究要选理念题来做。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止于“现象加想象”的水平，应该提高到理性水平上来，研究生要多做理念题。先生的这些教诲，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的研究生教育，太需要弘扬先生毕生倡导的研讨式教学、创新式教育了。

　　二是先生极力倡导通识教育，学好文史哲成为先生的口头禅。先生常常要求研究生要在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等方面补课，为什么用词不准确、不确切，跟文史哲的修养不够有关。先生教导我们学不通时多查词典，多思考，弄清原委。先生对常说的话是，“学好文史哲，把握学术前沿”，“多读书、多思考、多辩论、多动笔”等等，几近口头禅。

　　先生对学生文史哲的学习出奇的重视。早在1987年，先生就请了吴翼鉴先生来给们开讲《体育哲学》，在当时我国体育哲学研究成果还不多的情况下，吴先生欣然应允讲授“体育哲学”，实在不易，这需要极大勇气和智慧。可以说，吴先生的体育哲学课讲得很生动，深入浅出，后来在授课基础上出版的《体育的哲学思考》是我国体育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三是先生严谨治学，时刻不忘教书育人。先生的严谨是出了名的。凡是先生提出的学术观点，往往都要引经据典，有严格的出处，论点、论据、论证常常要反复推敲。先生在学术用词方面非常严谨，比如，“体育教育”、“竞技体育”这样的词汇，先生是不用的。先生认为，规范的用词是身体教育、体质教育，竞技教育。

　　在笔记本里找到先生1986年10月16日晚给我们研究生的教导内容，先生建议我们每天学习10小时，不要浪费时间，先生说自己最多时候一个晚上要写14封信。先生认为科学是以一定对象为研究范畴反映其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现实中的种种体育现象按照科学的标准来分析，经得起推敲的不多，搞研究不能认为“差不多”就行了，要精益求精。先生常常教导学生要敢坐冷板凳，甘当学术傻子，能达到王国维所说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光阑珊处”，那就进入境界了。先生的教导，们终生难忘。们多与先生有着深厚的感情，继新、文谦师兄远在东北，这些年却常常借着各种机会来看望先生，令人感动。先生的众多，能有今天的成绩，与先生对们的严格教育、精心培养密不可分。

　　先生曾担任第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体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和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数十年来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始终无私关注着国家体育、竞技事业的科学发展，为国家体育的发展多次递交提案，贡献其毕生所学，体现出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执着的真理追求和拳拳的爱国之心。

　　先生的体育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我国体育界有着崇高的学术地位。这种崇高来自资深教育家、体育学者对先生的尊重。老一代的体育家徐英超、黄震、陶德悦、董安生、吴翼鉴等都是先生的至交。先生的体育思想在1982年受到批判时，这些体育界的前辈都非常支持他，大家都有很深的默契。有的学者原本是主张大体育观的，后来对体育的本质逐渐产生了新的认识，转而支持真义体育观。这种认识上的转变非常不易，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先生有权势，而是因为先生讲的是真理。

　　著名作家王蒙说，文化的强大需要一批有牛劲的专家。这话说得好，我们的先生就是认准了线头牛也拉不住的劲。先生有着学术大师直率的性格，坚持真理，从不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先生就是这样特立独行、深邃而富有远见的学者，即使在1982年遭到批判后，也从来没有灰心过，没有犹豫过，没有打退堂鼓。而这样极富个性的学术大师能够在华南师范大学得以发展、扬名，是与杨文轩老师海纳百川的领导胸怀及其创设的宽厚、宽松、宽容的学术环境息息相关的。

　　今天，回顾先生对国家体育学术发展的贡献，评述先生独特的体育思想，感恩先生的教诲，学习先生的治学风格，对于培养高素质体育人才和体育学术大家、推进我国体育的科学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 林笑峰. 世界体育科学化的动向和我们的新使命[N]. 体育报，1979-07-19.

　　[2] 林笑峰. 体育跟娱乐竞技等文化活动相区别的问题[J]. 体育与科学，1981，2(4)：14-17.

　　[4] 林笑峰. 析体育的真义――兼谈中国真义体育[J].中国学校体育，1989(2)：60-61.

　　[5] 林笑峰. 拨开“金字塔”上的迷雾――坚持按体育的真义来领导和指导体育工作[J]. 教育科学研究，1990(1)：11-14.

　　[6] 林笑峰. “真义体育”之真义――兼答熊晓正同志质疑[J]. 体育文史，1996(6)：6-8.

　　[7] 林笑峰. 我对“以增强体质为主”的认证与探究[J].体育学刊，1996，3(2)：32-36.

　　[10] 林笑峰. 中国全民身体教育事业建设的历史使命[J]. 体育与科学，2006，27(1)：32-35.

　　[13] 陈琦. 应该重视“竞技运动教材化”的研究与运用[J]. 中国学校体育，1994(4)：64.

　　[14] 杨文轩，林笑峰，郑俊武，等. 体育学原理论著选读[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17] 李寿荣. 倡行真义体育――林笑峰先生访谈录[J].体育学刊，2007，14(5)：1-3.

　　[18] 张军献. 一位老教育工作者眼中的体育――吴翼鉴先生访谈札记[J]. 体育学刊，2011，18(2)：1-4.

　　社会发展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指标很多。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更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竞技体育的发展是个系统工程，包括体育科研、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教练员队伍建设、训练基础设施建设、运动员的多年培养等。都需要大量的财力投入，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和速度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经济发展所能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的物质条。进入21世纪，这个话题被人们谈论的更广泛并被普遍实践。无论是恪守奥林匹克“纯洁”精神的国际体育，还是拥有开拓精神的新一代，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缺乏雄厚资金支持的竞技体育将是苍白无力的，不但难以发展，还会逐渐萎缩。

　　一流的竞技主体，主要包括运动员和教练员两个部分。运动员是竞技体育事业竞争中最主要的因素。当前的国际竞技场上的竞争已经将各项目水平发挥到了及至，许多国家的高水平竞技选手，为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已越来越依赖于国家体育科技的进步与实力。训练科研水平的提升，运动技术和战术的不断创新已经成为竞赛制胜的法宝。另外，新的运动器械的使用为竞技成绩的提升提供了物质基础。先进的科研水平将是改写竞技成绩的必要手段。科技兴体，竞技体育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竞技体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动力将主要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竞技体育科学技术的研究与经费投入，会使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对竞技体育科研与各项经费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GDP。广泛而厚实的竞技基础。无论怎样，竞技体育终要通过人来完成的，因此，厚实的竞技基础是为竞技提供体育人才的源泉。竞技后备人才素质的优良是确保训练水平和运动员潜能的重要保障。

　　随着体育事业地位的升高，竞技体育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众所周知，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已是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它是举办国向世人展示经济和实力的窗口。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列金牌榜的第一位，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可见竞技体育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向其他国家展示了我国雄厚的经济和实力。竞技体育在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和声誉、促进先进文化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我们知道欣赏高水平的竞技体育比赛还能给人带来愉悦和精神上的享受，能使人很快消除疲劳紧张；自己参与到喜爱或擅长的体育运动， 在与对手的较量中， 在与同伴的默契配合中， 在征服自然的障碍中也能获得非常美好的和身心的满足。

　　竞技体育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竞技体育作为社会体育娱乐行业的一部分，已经广为人们重视。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体育娱乐行业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行业。利用体育直接获取经济利益、利用体育比赛获取经济效益是现代体育经济功能的重要体现。通过承办大型比赛， 出售比赛电视转播权、赞助和广告费、购买比赛标志商品的特许权、发行体育彩票、发行捐资邮票、发售纪念币、纪念品、门票收入等，都能带来可观的的经济效益； 通过向消费者提供健身、健美、康复、娱乐等所需的场地、器材、技术服务和利用体育一技之长开办各种有偿的辅导班、培训班、咨询中心等，也能够取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在体育市场化的进程中，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发展体育产业的重大意义，加强体育与相关产业的经济联系。

　　竞技体育承载着丰厚的社会文化理念。首先，竞技体育是记录人类潜能的文化。竞技体育每项新的成绩、新的记录、新的高难度技术的诞生，都标志着人类在运动能力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竞技体育特有的竞争性，促使每个参赛者都要不断运用训练科学和技术方法的新成果去挖掘自己的最大潜能。其次，它是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规范文化。竞技场上的体育道德是社会公德的主要组成部分。竞技体育所传播的宣扬的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原则、体育道德都具有很高的社会理想价值，竞技体育中树立的公正、、竞争、协作、团结、友谊、谦虚、诚实等道德观念，是社会不可缺少的规范文化。最后，它是提高审美意识的情感文化。观赏高水平的竞技体育是许多人文化娱乐活动的一部分，人们得以欣赏到健康美、服饰美、形体美。这种欣赏可以净化社会情感，提高社会审美情趣，陶冶社会心理。与这种欣赏同时发展繁荣起来的体育新闻、体育文学、体育摄影、体育影视运动服装等文化形式，都从不同角度丰富着社会的情感文化。

　　体育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前者决定体育事业发展的速度和整体水平， 后者决定体育事业发展的具体模式。这就要求我们深化体育改革，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模式。竞技体育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竞技体育水平已处于亚洲和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体坛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竞技体育的发展不是独立完成的，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处理好竞技体育事业内部和外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同时要协调竞技体育与、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关系。将竞技体育放到一个完整的社会发展系统中来，不仅考虑当前的发展，更要考虑长远的发展。必须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理论视角，坚持全面、协调、偶一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和平崛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育理论包罗万象的学科体系结构已经暴露出不少问题，有人感叹体育理论面临着危机；有人抨击体育理论自身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具有特色的内容：有人怀疑体育理论学科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中国的体育理论确实到了一个该深刻反省的时刻。

　　在我们大谈三从一大、科学训练、奥运争先计划的同时。似乎少有人意识到“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要大抓特抓竞技体育?竞技体育的价值何在?一个体育工作者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认识不清，那么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就好似空中楼阁，随时有倒塌的危险。然而，现实就是这样，尽管价值问题是体育基本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十分基础而重要的课题，但目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至于在消除外界对体育的偏见问题上显得苍白无力。

　　竞技体育有何价值?为国争光，增强体质。仅此而已吗?如果是，那么现阶段的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的荣耀更以经济实力为第一象征，经济搞好了，竞技体育是否就可以淡化了?好像不全是，美国经济世界第一，但是它的竞技体育同样也世界领先；如果说竞技可以增强体质，那么为什么又与那么多的伤病纠缠不休?存在的，必然是合理的。竞技体育必定有其独特的价值属性。

　　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竞技体育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的和经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资料的日益丰富，余暇时间的增加，竞技运动以其特有的魅力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广大社会成员的喜爱。组织、参与和观赏竞技体育已经成了人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竞技体育在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纵观建国以来体育思想发展的阶段特征，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基点是以“社会需要”为本位，尤其是引进前苏联体育思想后，即确定了竞技体育为服务的地位。新中国成立，面对异常险峻而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增强国家实力，理所当然地将体育同社会制度，尤其是与“国家地位”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竞技体育比其他任何方式都具有直接显示胜负、得失、输赢等专门的两极属性，而这些内容也常常是国际、经济、军事相互较量的结果标志。所以，社会对竞技体育的每一个突破和每一个胜利，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将之视为展示民族、社会制度优越的表征。这种举国体制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我国竞技体育在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较短时间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竞技体育突飞猛进更为世人所公认，并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是国家凝聚力之所在。但是，这一价值取向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社会服务主要局限在为服务，忽视了为经济、文化发展服务；--是忽视了满足个体发展的需要。

　　1.1竞技体育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竞技体育的发展必然改变人类的消费结构，促进与运动训练、体育比赛有关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流通。竞技体育在竞技增长中的作用，主要通过自身满足享受、刺激消费而形成一种现代新兴产业来体现，如果美国NBA、足球世界杯、奥运会等经营所得的巨大收益。这种产业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是通过竞赛表演、电视转播、广告赞助等形式来体现。在发达国家，竞技体育已经成为体育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体育产业的总产值达到了630多亿美元，成为美国国民经济中的第22位支柱性产业，而竞技体育产业所产生的产值占其中的绝大部分。巴塞罗那奥运会后的一项社会调查表明，由于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召开，使巴塞罗那城市发展整整推进了10～25年。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竞技体育在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状况下，社会支撑力度有限，竞技产业的经济效益还微不足道，在国民经济中还远未到达支柱性产业的地位，但是，作为一种蓬勃向上的朝阳产业，它具有无比巨大的发展潜力，并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

　　1.2竞技体育丰富人们的业余文化和精神生活 随着竞技运动发展成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它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旨在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社会文化活动。它以今日高度自动化社会中鲜有的健与力，在感官上给人们以生命的刺激和美的享受：以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激励人们不断进取；以公正原则教育人们在生活中规范自己行为；以团队合作张扬人们的集体主义：以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人们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以全世界周期性的同场竞技，昭示五洲四海之内，皆为同气连根的兄弟姐妹。正是着眼于教育、文化这些精神层面的内容，奥林匹克主义才将竞技运动的精神价值概括为“生活的哲学”。

　　1.3竞技体育促进全民族素质的提高 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既包括以科学技术为主的智力方面的理性因素，又包括诸如勤劳、刻苦、忍耐、勇敢、冒险等意志自律方面的非理性因素。在特定条件下讲，非理性因素作为人的素质的一种要素，在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社会生活中往往起着难以想象的重要作用。竞技体育对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技术方面的理性素质确实不会有太大的作用(远不如教育)，但对于提高或激发全民族的激昂、勇敢、冒险、吃苦、耐劳等非理性素质则有巨大的社会文化价值。竞技体育所表现的是一种人类主体意志的愿望，其中竞争、征服、一往无前是其重要特征，而这种特征所衍生出的某种文化内容，对于处在激烈竞争社会中的人来讲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竞争必将成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初级阶段历史时期全民族的精神要素和行为方式，为此将我国迅猛发展起来的竞技体育所产生的各种文化属性积极转化为全民族的文化教育或文化熏陶内容，对于发展民族素质、提高社会生产力具有超越竞技体育本来意义的更大的社会价值。但是，我国目前的竞技运动及其对竞技运动的研究，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运动成绩，仍然没有在理论上考虑如何将竞技体育表现出的各种属性向民族心理和民族行为方式方面加以推广和渗透，从而上升为民族的现代素质。

　　关注竞技体育的个体价值，并非创新之说，30年代引进的美国实用主义体育思想，其价值取向就建立在促进人的发展，尤其是人格发展方面，强调体育要适应人的生理和心理本

　　性，从个性自由和个性发展出发。今天重新关注竞技体育的个体价值，不是30年代实用主义体育的简单回归，而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认识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关系。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竞技体育的个人价值取向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1982年胡晓风论证了竞技体育发展离不开人和社会的需要，认为竞技体育应该不断满足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其中包括个人的才能和个性的发展。而后的体育文化研究、奥林匹克运动思想体系的研究，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体育对人的发展的价值。这是因为在“在竞技体育中，人本身就是目的，是自己行动的主人，人意识到自己血肉之躯的所有感觉、体会到了自己的力量、情感、意志和主体意识，从而找回了自我。”可见，竞技体育决非仅仅是简单地强化人的体质和体能，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和谐、平衡的发展，无疑是其更本质、更深刻的目标所在。

　　竞技体育的个体价值，代表着个体内在本质力量丰富性的充分实现和展示，它至少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1)是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素质、认识和实践能力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自然进程赋予人的各种潜能素质，得到充分的发展，产生创造性的表现，从而不断挑战与超越极限，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所谓自我实现，就是生命个体通过全身心的努力，使自身的能力体现于某一活动过程及活动结果之中。在竞技体育追求中，主体生命的价值具体表现为对一个又一个极限的挑战与超越，“更高、更快、更强”这句奥林匹克名言，充分表达了不断超越的追求。2)是满足情感舒泄与升华的需求。人人都有情感舒泄的需要。竞技运动不仅使人的情感积累得以舒泄，而且又使情感的内涵和性质得到升华。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优势兴奋中心是一种展示自身的体验，其他各种时时困扰人的思绪、观念、意愿等都会悄然退去，进而激发起精神上的振奋、昂扬之情，使人的主体性得到高扬。因而，这种情感价值是慰籍人们疲劳的心灵、培养自由的品格，且又是超越现实而指向未来的。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关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问题已成为研究热点，但研究多侧重体育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运行机制等，较少涉及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方面的研究。因此，从体制成本的层面对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概念界定、内容构成、相互关系和优化评价等问题进行探讨，对我国竞技体育持续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派樊纲、盛洪、刘世锦、汪洪涛、陈维、卢现祥等学者认为：体制就经济学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一种公品，其供给、需求和均衡都是社会总体实现的；它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体系；研究体制必然关注成本，而注重成本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检验其效益，所以在体制改革中体制成本与效益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图1）。

　　体育体制是体育管理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是实现体育总目标的组织保证。世界各国依据本国国情和管理权限的归属把体育体制分为政府管理型、社会管理型和政府社会结合型三种类型。［1］竞技体育体制在体育体制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是负责竞技体育事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的隶属关系、责任范围和制度策略，以及其运行方式、管理方法和控制手段的统一体系。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的界定有很多：有学者认为它是在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利益格局变动所造成的矛盾、冲突、以及给改革所带来的阻力，使国民收入受到的损失［2］；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指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支出，包括人、财、物等经济的投入，还包括的、社会的、文化的非经济因素［3］；还有学者认为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就是改革的社会代价，即体育体制改革的社会代价与社会改革消耗的成本是相通的［4］。综合上述观点可以认为：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是在体育体制改革的计划、实施、运行过程中的投入及社会成员因利益调整而付出的社会代价。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效益是竞技体育改革过程中，个体、单位或社会因体制的变迁所取得的效果和利益，由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与竞技体育经济效益组成。第一，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主要表现在竞技运动员各种体育赛事中展现的“更快、更高、更强“和更真、更善、更美”体育风采对增强人们体育参与意识、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建设精神文明等方面的作用。第二，竞技体育经济效益。它是指人们在体育赛事、体育用品或体育债券等经济活动中所消耗和占用的一定的社会劳动与所取得的体育劳动成果的比较。［5］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的主要内容有：1) 体育体制改革准备阶段的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宣传成本。信息成本是指对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体系、资源投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利益主体结构及国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运行模式的调研和剖析的费用。宣传成本是提高人们对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体制的弊端和新体制的优势的认识，使原体制下的利益主体接受和实施体育体制改革的投入。决策成本是通过对竞技体育体制的各因素分析后，然后经过决策机构论证，并决定实施推广的所有投入。2)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过渡阶段的体制摩擦成本、体制脱节的真空陷阱成本、体制公共性的搭便车成本、权力介入的寻租成本。摩擦成本是因为有竞技体育行政放权让利与市场机制的矛盾；靠市场与找市场的矛盾；运动项目中心与单项运动协会的管办矛盾等因利益的调整而给予补偿的投入。真空陷阱成本是当新体制还没建立而原体制又失去作用而造成经济和生活的混乱，需用于人们的稳定所支出的费用。搭便车成本是因原体制的部分成员没有参与改革，但受到改革的效益，而使新体制的改革增量超过预计成本的投入。寻租成本是竞技体育向运动协会实体化的市场管理转化过程中存在的“吃体制双轨饭”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如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具有双重身份，即是事业单位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有具有经济实体的性质而进行竞技体育的事业经营和企业经营，这种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经营中必然出现寻租现象。3)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完善阶段成本。它是当新体制如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正常运行后，为了确立改革后该体制的合法性和规范其体制组织结构与运行方式的费用（图2）。

　　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侧重公益性，其主要内容：1) 效益。在国际体育实践活动中，竞技体育是人民外交的重要手段，是外交的先行官，如我国的“乒乓外交”、东德与西德的统一、朝鲜与韩国共同组队参加奥运会等。2) 育人效益。竞技体育是造就人全面、协调、完善发展的重要手段，具有促进人的社会化的作用。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进入竞技体育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into sport）和通过竞技体育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via sport），通过不同阶段的竞技体育活动来教育年轻一代。3) 文化效益。竞技体育是一种庄严肃穆的礼仪庆典的文化；是记录人类潜能的文化；是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规范文化；是提高审美意识的情感文化，是体现现代城市现代化水准的体育建筑文化。［6］其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7］各种体育赛事的成绩对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对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对培养人社会意识和心理素质，激发聪明才智的作用。

　　竞技体育经济效益侧重产业性，其主要内容：1) 以体育健身娱乐、体育竞赛表演和体育培养与培训为主的体育本体产业经济效益。［8］2) 体育本体产业外相关产业的经济效益。依据曹可强博士的研究,体育产业与其他行业有一定的关联度（表1）［9］，从而产生间接的经济效益。

　　本体产业外相关产业主要有：实体相关产业，如体育用品、器材设备、体育服装等以体育为重要资源和手段进行生产和服务的部门经济效益；体育延伸产业，如体育与其他行业形成的体育彩票业、体育信息传播业、体育广告业、体育金融保险业、体育经纪业、体育商业服务业等在体育周围形成综合网络的部门效益；体育边缘产业，即为实现体育产业目标服务的综合服务部门如餐饮业、交通旅游业、体育建筑业、体育场地服务业等等；他们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将有助于竞技体育的经济效益的提高。

　　研究表明,改革越抓得早,工作质量越高,成本就越低,效益就越好。［10］其相互关系一，改革成本与效益的货币计算的数学关系，收益是成本的函数,即效益=收益/成本。依据刘世锦博士体制效益的研究，成本与效益有三种衡量方式。假定SE是体制效益，SR是体制收益，SC是体制成本。第一种，有体制与无体制的比较。用公式表达：SE=（TR―PR）/SC=SR/SC式中TR代表生产过程的全部产出，PR是无体制收益。第二种，同种条件下两种体制的效率比较。假定有两种体制A与B，若有TRA/SC大于TRB/SC时，则SEA>

　　SEB。。第三种，体制变动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假定MSE为体制的边际效率，MSR为体制的边际收益，MSC为体制的边际成本，则MSE=MSR/MSC。故成本的扩大，导致收益的减少；成本的节省或是成本利用律的提高，将导致收益的增加，从而使效益的提高。关系二，改革成本作为一种社会成本，其效益针对全社会而言，成本与收益是相互转化的［11］。

　　在竞技体育改革实践中有以下几种现象:成本大,收益小；成本大，收益大；成本小，收益大；成本小，收益小。据函数效益=收益/成本不难得出只有“成本小，收益大”的情况下，其效益是绝对升高的，因此如何减少成本，增加收益成为改革的关键。

　　减少成本，增加收益，提高效益的措施。第一，科学管理和充分利用成本。对用于竞技体育改革的国家财政拨款和社会投入等资金实施合理的成本预测、科学地的成本决策、完善的成本计划及控制和有效的成本核算与分析；达到优化成本控制，提高成本效益的目的。［12］第二，不同改革主体与速度的合理搭配。首先，利益格局变化大、收益大的改革如体育管理与竞赛管理制度等，易采取政府强制性改革；同时诱导体育团体运用自身协调机制制约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的某种主观性。其次，收益很小，而预期收益大的改革如协会实体化改革，俱乐部制改革等，采取“放权让利”进行诱导的改革方式；同时利用政府的强制行为制约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某种盲目性。第三，选择适宜的改革时机。参照樊纲博士《论改革过程》的研究，不管何时改革，其改革效益总是先下降后上升（见图3：T代表时间，R代表体制收益，AB代表不同体制，C代表成本；图4同此）；改革时机越晚，成本越大（图4）；因此，在改革初期人们要选择恰当的改革时机和正视暂时利益的下降，要着眼长远利益。

　　第四，利益主体多元化，多方协调发展。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竞技体育是高度集权管理体制，利益驱动突出，国家和政府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而单位，个人的利益而被忽视，使得成本高而效益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都有兼顾，利益得到调整，产生了经济效益，提高了效益。第五，成本的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相结合。在传统经济体制条件下是以公有制为财产制度，其约束形式是以外部约束为主；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充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体制，以内部约束为主；因此，二者结合优劣互补，提高效益。当前，我国竞技体育体制自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型逐步向结合型转化，并有向社会型目标发展的趋势，其效益已处于回升期，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得到了兼顾，因此尚未改革的项目易早日改革。选择何种体制运行，始终离不开效益的指挥棒，因此对发展过程的体制效益进行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效益的检测评价。第一，改革的社会效益评价。其一，满足人民群众安全需要的程度。竞技体育竞赛规则的社会示范作用、竞技体育法律法规建设的社会影响。其二，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程度［13］。竞技体育对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的促进、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其三，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的程度。体育对社会成员身体建设、对社会成员劳动力质量、对社会生活质量的改善、对社会成员科技文化建设和对社会成员全面教育的影响。其四，环境保护、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方面的程度。主要包括竞技体育改革中大型建筑物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对土地使用价值提高、对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使用率和体育产业对生产力布局的影响。［14］第二，改革的经济效益评价。其一，对竞技体育改革经济效益的定性分析。［15］竞技体育改革的局部效益与整体效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否协调。其二，对经济效益的定量分析。［16］反映竞技体育改革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如全部投入生产率=体育成果/全部体育投入要素价值；全部投入要素边际生产率=一定时期体育成果增加量/相应时期全部体育投入要素的增加量。反映竞技体育改革投入资金占用的指标:如工资产出率=体育成果/工资总额；资金产出率=体育成果/（固定资产净值+平均流动资金余额）。反映竞技体育改革劳动消耗的指标:劳动生产率=体育成果/体育工作人数；技术增长率=体育成果增加量/技术进步投入 等等，选取指标时依据实际情况而定。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必然立足本国国情，协调好短期效益与长远效益、局部效益与整体效益的相互关系，合理控制成本和有效利用成本。从总体而言，竞技体育改革成本与效益可以通过科学管理和利用成本、选择适时的改革时机、选择合理的改革方式、兼顾多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和成本的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制度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优化；可以通过社会效益评价和经济效益评价来检测效益提高的程度。但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从理论到实践、从定性到定量还需进一步探讨研究；固对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进行形成性评价、诊断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还需要一套完整客观的体制改革效益评价体系。

　　［2］ 罗华敏,李艳翎.转型时期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成本［M］.体育学刊,2005,5:10.

　　［3］ 范彦华，张鸿文.中国体育改革成本问题研究［M］.天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8,3:29-30.

　　［6］ 吕树庭，卢元镇，体育社会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6：147-151.

　　［7］ 体育概论教材编写组.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29-30.

　　［10］ 魏在禄.改革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关键［J］.世界经济与,997,5:77.

　　［12］ 孙素梅，王茹燕.改革和完善现代成本管理体系［J］.内蒙古统计，2000，5：30-32.

　　［14］ 王奕清.对投资项目社会效益评价有关问题的探讨［J］.理论探讨中国工咨询，2003，4：30-32.